按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除非是“索贿”，必须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件才构成受贿罪，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认定受贿罪都没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要件，一些学者和检察官指出，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入罪条件，量刑标准等规定不合理，已然成为打击贪官的法律障碍，呼吁降低入罪门槛，修改定罪标准。

　　入罪条件，量刑标准等规定不合理，让受贿罪的门槛偏高，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这些年来，随着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已经降低了不少，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查处受贿犯罪仍然步履维艰，这主要不在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而在于现实中，一些“潜规则”导致受贿罪查处的隐性门槛比较高。

　　比如一些地方规定，查处一定级别的官员，必须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点三牛娱乐头同意，还有，按照刑法规定，受贿5000元以上就必须立案侦查，但一些地方有不成文的规定，查处级别不同的官员，立案标准并不相同，有些官员甚至要受贿5万以上才立案，例如，黑龙江绥化市曾出台“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的措施，还美其名曰“人性化执法”，此外，有些地方对具有一定贡献的官员，也往往以纪律处分来代替刑事追究，再有就是，地方纪委，检察机关是不能查处当地党政主要官员的，查处地方党政主要官员的权限在上一级纪委和检察机关。

　　这些所谓的“潜规则”与隐性规定，甚至是明文规定，都在有形和无形中提高了查处受贿犯罪的门槛，如查处一定级别的官员需要地方主要领导点头，那么，有些腐败分子就可能得到主要领导的庇护而逃脱法网，地方纪委与检察机关不能查处地方主要领导，而上级机关却因为信息不对称，三牛娱乐或查处力度有限，有时让查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变得更难。

　　更重要的是，这类“潜规则”严重破坏了法律，造成了法律面前的不公平，法律明明规定，对受贿5000元以上的行为就必须查处，为何一定级别的干部要受贿5万元才被查处，这不是置法律于不顾吗，还有，为何一定级别的官员查处要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点头，而一般公职人员却不需要，这不是看得见的不公平吗，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为何不可以接受同级纪委和检察机关监督，涉及犯罪为何只有上级才能查处。

　　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阿根廷时任总统阿方辛时曾经断言：“将来也会出现拉美世纪”。

　　26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拉美进行历史性访问，中国与拉美实现世纪携手，开启了聚焦世界目光的“中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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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访的重头戏，是习近平主席与拉美诸多领导人实现历史性集体会晤，双方一致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从双边拓展深化关系，到多边实现历史性突破，中国与拉美把手伸过世界上最浩瀚的海洋紧握在一起，这战略性的握手，体现了发展中世界的力量在整合，在崛起，全球格局与秩序为之一变。

　　——这是一场精彩纷呈，亮点频出的“中拉时间”。

　　格局之变需要时间的沉淀方才显现，而在当下，人们对“中拉时间”的记忆，是一幕幕让人难忘的经典时刻，是横扫拉美大地的“中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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