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书史”的探索——《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编纂札记

日期:2023-07-11 11:22:20 / 人气:184

【编者注】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从未断绝。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种类繁多,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10卷本《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化。前者强调文化研究的经验基础,后者突出文学研究的宏观视角。这一研究对于了解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以及中国古代文献的发展变化及其文化价值具有明显的意义。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早已被公认为人类文明大跃进的不朽贡献。事实上,早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就有了甲骨文、简帛、石刻等文献制作模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文字传统,建立了坚实深厚的文献历史传统。《尚书·多识》最早在文字记载中确认了这一传统:“唯殷祖上有书典。”这种传统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古代文献数量庞大,即现存古代文献不下20万种(不包括出土文献)。另一方面,我国古代文献种类繁多,包括书籍、文书、纸张、档案、书信、石刻、契约、帐册、书画等。中国古代文献在书写、制作、印刷、流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做出了巨大的文化贡献,吸引了后人对中国古代文献史进行全面深入的文化研究,同时也为这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1.文学是人和事的交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文学不仅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史的突出现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研究价值。狭义的文学一般是指有文字和图像的书籍或载体,而广义的文学外延很广,包括所有人类的符号载体。文学是思想知识的载体,其根本属性是“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文学的这种属性决定了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以自身的内容记录着文化的传承,而且以自身的物质形态嵌入到文化历史的广阔框架中。据《论语·八蜀》记载,孔子最早使用“文学”一词。他说:“我能讲夏礼,却嫌不够;尹会说话,但宋却不识相。文献不足,吾可征之。”宋代大学者朱在《论语注》中对“文”一词作了解释,明确指出:“文者,经也。奉献精神,叶贤。我可以说二代的礼物,但两国不足以作为证据,所以他们的文献不足。如果文献充分,那么我可以拿它来证明我的话。”这是对“文献”一词的经典解释。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文”包括经典和圣贤。典籍是记录文化的载体,圣贤是传承文化的主体。典籍与圣贤即物与人的深刻交集,恰恰揭示了文献的文化本质。围绕着文献的制作、生产、衍生、阅读、汇集、分散、流通和使用过程,各种社会群体和历史力量参与其中,纵横交错,形成了文化与文献之间无数的交叉点。通过这些连接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文化史塑造的文学现象,还可以看到文学史所凸显的文化特征。这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方向。中西学术传统都非常重视对文学本身的研究,由此产生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献学、藏书学等相关学科。图书馆学、金石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经常涉及到古代文献的研究。涵盖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藏书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直以整理书籍为己任,特别是重新审视镜本源流、辨章,表现出继续文化学术研究的强烈历史使命感。具体来说,校勘揭示了古代书写和交流的方式和特点;目录学揭示了文献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的渊源;考据学揭示了文献的物质和文化形态;目录学揭示了文献积累和分散的轨迹及其社会文化原因。它们都为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文献资源,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为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随着20世纪初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开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越来越明显。代表著作有王国维的《竹简检察员考辨》、孙德潜的《汉书艺文志例》、刘向的《文字汇编》、陈的《古今图书集散》、的《古籍通例》。后来又有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史略》和张秀敏的《印刷术在中国的发明与影响》,带动了大量的图书印刷史研究。然而,这种研究仍然侧重于书籍本身的物质形态,文献文化史的意义还不够深刻,更谈不上对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系统研究。2.“书史”的文化视角及其弊端自20世纪西方新史学诞生以来,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视角兴起后,出现了以社会、经济、文化取代传统史学叙事关注的倾向。文学尤其是图书印刷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图书史研究应运而生。1958年,法国年鉴史学家费夫勒和马尔坦出版了《印刷书籍的诞生》,从宏观角度回答了印刷术的发明对整个欧洲历史的深刻影响,指导了书籍史的研究。20世纪中期以后,广义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加明显,对书籍阅读、接受和传播史、商品贸易史的研究,尤其是书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作是美国历史学家达恩顿以18世纪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为例撰写的《启蒙运动的事业:百科全书的出版史(1775-1800)》。其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图书史”的重要价值,将图书的传播过程视为理解思想、社会、历史的最佳途径和策略。总之,西方学者的这些“书史”研究,不同于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意义上的“书史”。它们是文化史的反映,其核心是将书籍理解为文化史中的一种力量。图书的生产情况是怎样的,由谁生产,为谁生产,作者和出版商是什么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图书的出版,思想如何通过图书传播,图书的价格和交易是怎样的,图书的传播和接受的社会效果是怎样的,读者的阅读能力和参与度是怎样的,国家文化主管部门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怎样的。随着这些问题意识的出现,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当代图书史研究开始超越传统的文献学,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这门学科的内涵是在文学和书籍长期存在的过程中,以最广泛、最完整的视角来看待它们,并探讨它们的社会功能、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相关的文化实践和影响等。西方学者运用西方图书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本土学者对图书史的探索。然而,西方学者主要关注近代以来的书籍和印刷,对其他时代的其他文学形式关注甚少,对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学术资源利用甚少。结合中西学术积淀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是一个意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的学科方向。3.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的研究方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经过12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终于完成了。研究团队和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学科群在古典文献学、海外中国学、古代文化史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知识,也较早地开始了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和探索。10卷本系列包括:第一卷《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社会与文化》(赵毅著);第二卷《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徐行著);第三卷《中世纪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上溯于);第四卷《宋代文献编纂与文化变迁》(龚·);第五卷《明代图书生产与文化》(俞士玲著);《清代图书流通与社会文化》(徐艳平著);第七卷《治道交替中的文学传承》(张宗友著);卷八《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程·);第九卷,《韩吉东渐与东亚汉文化圈》(金成玉著);第十卷:《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史料汇编》(程、徐勇主编)。《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将文献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股重要力量,探讨这股力量是如何运作的,有什么意义,如何塑造中国的文化传统。其总体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结构体系上,以问题为中心,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全面系统地观察文学文化史。该书整体框架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为蓝本,导言和专论相结合,既重视卷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又突出各自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每个子话题设立一个核心焦点,从不同角度切入,追求讨论深度和视角的创新。其次,在具体操作上,我们把简牍时代、写书时代和印书时代并重,同时继续研究明清书籍史,显著填补了宋代以前的文学文化史空白;在突出其历史分期的同时,也突出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形态多样性,动态把握其历史进程,特别关注中国古代文献的传播对东亚汉文化圈形成的意义。再次,在理论和方法上,从原始文献出发,既接受传世文献,也接受出土文献,参考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考据与正理并重,总结中国古代文献的民族特色,突出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本书确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力求在文献发掘、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第一,要重视过去被忽视的文学类型。除了传统的图书文献外,还要重视日记、书信、石刻、出土文献,重视图书史、印刷史、新文化史等外国研究文献。第二,本书由多位在古典文献学领域颇有名气的学者承担。用“长时间”的概念,弱化了简单的线性过程,各自专注于一个更大的问题,如古代文学的核心问题、早期经典的形成和文化意识、中世纪的历史生产和知识传播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从多维度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丰富内涵。再次,本书最大的亮点是学术思维的创新,具体体现为文学与文化的融合,从文学的经验主义视角解读文化,从文化的宏观视角审视文学,突破了现有研究成果将文学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割裂开来的格局。换句话说,该书的研究突破了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旧框架,借鉴了“书史”这一新的文化史研究视野,并力求超越。研究对象从“书籍”扩展到“文献”,时间范围从“宋元明清”扩展到整个文明史,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献的文化历史内涵,特别重视古代文献的文化建设意义。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的广阔研究领域相比,10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对初航来说只是一艘风帆。“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光明日报作者:程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编辑:田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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